流金岁月万般事，得失自由寸心知 付军锋札记

足球往事(三)

关键词： 足球                                          

难忘5.19

 

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升温并没有挽回我们在国际赛事上连连失败的命运。这种挑战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游戏终于遭到了报应。

积怨的爆发是在1985年5月19日晚上。

    1985年2月17日至5月19日，第13届世界杯东亚区小组外围摆开了擂台。代替苏永舜的曾雪麟率中国队同香港队、澳门队、文莱队进行了较量。结果，在前5场比赛中，中国队以0比0战平香港队，以4比0和6比0战胜澳门队，以8比0和4比0杀得文莱队溃不成军，累积9分。此间．香港队也以4胜1平的成绩累积9分。5月l9日21时30分，中国队与香港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殊死搏斗，以争夺小组出线权。按比赛规定，因中国队净胜球22，香港队净胜球16，中国队只要与香港队踢成平局，便可获得出线权。

在这之前，中国队与香港队的7次交锋从未输过球，现在又是在主场，收拾香港队似乎不用费多大劲。在全国上下一片“志在必胜”的强烈呐喊声中，比赛开始了。不久人们焦虑地发现，中国队求胜心切、踢得急躁。曾雪麟指挥不当、章法全无。结果中国队竟以1比2意外地败在香港队脚下，从而失去了进军墨西哥的资格，世界杯再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这场“意外”的失败引起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即震惊中外的5·19事件。一个叫鲜琦的文字工作者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足球是残酷的。这场不该输的球，使全场8万多名热切关注中国足球大业进程的球迷们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痛心、难以言喻的打击。刹那间，仿佛狂风袭来、巨雷骤响，使球场发生了倾斜。球迷们言行失控，纷纷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寻找着发泄对象。痛骂声、哭叫声此起彼伏，一个个汽水瓶、饮料罐、水果皮、面包块似冰雹雨点般地向场上中国队的队员身上砸去。比赛结束，当香港队队员举手向全场观众致意时，也难逃袭击。中、港队员均不敢离场，只得躲在休息室内等待警卫人员的护送。悲痛难抑的球迷们包围了休息室，他们边呼叫：“中国队滚出来、“曾雪麟滚出来！”，边继续往休息室、球场主席台等扔砸汽水瓶等物品。

    体育场外，前来“声援”的电视球迷与场内的球迷内外呼应，更是火上浇油。他们把持着几道体育场的出入口，先是“派出”几名年岁花甲的老球迷，边哽咽着，边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求情“希望能让曾雪麟出来对话，回答我们几个问题”。不可否认，这批者球迷的心愿是纯净的．他们是理智的文明球迷。然而，众多年轻力盛、肝火正旺的青年球迷就不这么“温柔”了。出于激愤，他们先是发出一阵阵起哄，大骂“曾雪麟是王八蛋！”、“中国队是败家子！”继而，他们亦开始付诸行动。当中国青年队身着“国服”登上大客车准备离开时，他们被场外球迷误认为是中国队。在一片叫打喊声中，大客车的玻璃被砸得粉碎。紧接着，他们又砸体育馆外的橱窗玻璃，砸停在体育场外面的汽车，使25辆大小汽车无一幸免；汽车砸完了．又砸垃圾桶、砸交警亭……光砸不够过瘾，他们又把垃圾桶和小轿车给推翻；当一群外国记者前来拍照、摄像时，他们也受到围攻，其车被砸、胶卷被交出；几辆路过此地的出租车也遭到类似的阻击……此波以工人体育场为“圆心”，波及半径至少在一公里以上，使二坏路段东四十条地铁站的玻璃也被砸烂，整个北京城又犹如回到了原来“文革”动乱那个年代，使不少人闻之难寐！

    当天晚上，政府立即调遣大批警力、对公开肇事的“害群之马” 进行了现场抓获，共拘留了127人。

    5月20日，中外的报纸纷纷抢先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数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的电讯发得最早，他是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用电传打字机发出的，主要内容如下：5月19日晚中国——香港两队的足球赛结束后，中国球迷因1比2输球给香港，而发生了“骚乱事件”，球迷们往球场内掷汽水瓶、水果皮、西红柿，在场外砸玻璃、垃圾桶、汽车……一群球迷怒不可遏地围住我的小轿车，其中一位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香港《东方时报》在头版报导：“数以千计的球迷聚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台湾中央社从香港发出电讯：“香港某些球迷对中国输球后在北京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球迷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英国《每日镜报》就此发表评论《乱扔砖头》：“这些足球迷是不是六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采取暴烈行动的红卫兵中感到失望的那部分人？”……同天，中国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事件。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法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路透社记者安东尼·巴克于20日又抢先发出一条电讯：“一位英国外交官不完全相信有任何持别的同香港对立的情绪。他说：‘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对于不能参加世界杯比赛都会感到失望的。”香港《明报》亦冷静地发表议论：“球迷闹事，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这种骚动与那个地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并无多大关联。在任何大城市，都有一些人缺乏修养、情绪不稳定、理智不坚强。”《华侨日报》更是“客观公正”地认为：“球迷骚动原是个人冲激的行动，根本与所谓文明礼貌无关。如果说这件事损害了北京市民之形象，未免‘无中生有，小题大作’了。”……

    几乎是同时，北京不少因玻璃、垃圾桶、汽车被砸的单位，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驻京的外国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向中国外交部表示遗憾、提出不满和索赔要求。

    执法部门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在球场内，共计收集有2995个软包装汽水瓶、156个玻璃汽水瓶、143个面包块、15个苹果、13块半截砖头；体育场外，有56个垃圾桶被砸、推倒，有25辆汽车被砸，有一辆法国产“地平线”牌出租车被推翻，香港队队员张家平的嘴唇被玻璃汽水瓶碎片划破；场内有39名肇事者被抓，场外有88人被现场抓获，其最大年龄仅35岁，最小者才15岁，平均20岁左右，以学生、工人为多，其中不乏有国家干部。执法人员在调查中还发现：球迷们早有蓄谋地在看台上打出了“中国必胜！进军墨西哥！”他们还唱了《国际歌》、《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的“革命歌曲”。除北京的球迷外，还有来自天津、石家庄、唐山、沈阳、大连、广州、重庆、成都等处的球迷，其中以天津的球迷较有影响，他们高举“天津球迷进京助威”的旗帜，专为‘古’仔(古广明)加油进球”而来……然而，由于中国队的失败，使这一切均变希望为失望地转化成了怨气和愤怒，最后导致了过激行为。

    “5．19”后，曾雪麟和中国队队员均无颜见人，他们“躲”在北京龙潭路2号甲楼那座极为陈旧普通的楼房里“卧薪尝胆”，自我“囚禁”。直到一周以后。曾雪麟才在中国队“四朝元老”、后卫主力朱波的“护驾”下“走”出这有警卫人员守护的中国队的大本营。往日的鲜花和掌声已不复存在，迎接他的，只他妻子陈孝彰一人。曾雪麟走出大本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家体委面呈辞职报告。

    5月29日，中国队被宣布“暂时解散”。

    5月30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和著名运动员郎平、李宁等向因“5．19事件”而被集中审查的127人发表讲话，强调“要发扬我国民族的道德风尚，不要学外国那些不好的东西”；同日，在龙潭路中国足球队大本营训练场外，为防有球迷和不明真相的人的围观、骚扰，在原有铁丝网的基础上，又新砌了一堵一米多高的围墙。事后，这墙被众球迷称之为“柏林墙”，其意思是，它阻断了球迷与球员的交流。

    5月31日，国家体委接受了曾雪麟的辞职请求。不久，超级球迷、香港“领带大王”曾宪梓飞抵北京，聘请曾雪麟担任香港金利来有限公司的足球部部长和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

    6月1日以后，因鉴于那些在“5．19事件”中被拘留审查的肇事者系属在特殊心态下发生的过激举动，绝大多数人被陆续释放。

一个月后，华泽平、刘国防、黄辉、赵凤俊、丁国华等五人被法院判处二年半以下有期徒刑。

       “5．19”之后，中国足球不再孤立地被当作体育运动，而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被当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引咎辞职，不仅仅因为比赛的失败，更被当成安抚民族主义情绪、稳定社会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保守风气逐渐弥漫了整个中国足坛。中国队转向衰落，技战术风格从主动进攻演变为防守反击，逐渐向二流水平滑落。

(待续)

【作者: 锋】【访问统计:】【2005年10月31日 星期一 16:01】【注册】【打印】